唯恐多情

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文人们在用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念的同时，也使用年号来作为更加正式的官方纪年方法。天干地支纪年法一直在以一种客观、中性的态度，每六十年一个轮回，来标识着岁月车轮的滚动；而年号纪年法则以一种隐忍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来向人们展示着时光交替，政权更迭。更多的时候，这种冷眼旁观背后，隐藏着不可言说的残忍和决绝。

纵观历代年号，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西汉武帝刘彻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起，凡是新皇帝登基，都会下诏书改变年号，称为“改元”，而大多数皇帝在位时都曾数次改元，直到明清两朝，才一变而成为每个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改元“天顺”为例外）。一帝一年号可以说是明清两代皇权集中、政治相对稳定之下的产物。而之前历史上每一次年号的改变，都意味着一次皇权更迭或一场政治斗争，或是要进行某种变革。改元越是频繁的时期，往往就是政治斗争频仍的时期，也正是权力争夺激烈的时期。

也正因为此，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昙花一现的年号，它们仅仅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便悄无声息地湮没于岁月长河中，只在我们偶然翻动故纸堆之时，才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对于我们来说，无谓因这些年号短命夭折的真正原因来替古人担忧，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年号改变背后的某些事实，应该也是个很有趣的过程吧？

假痴不癫

封建王朝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然而除了“嫡长子继承”这一条之外，还有一句话叫做“立长则顺，置贤则人服”，也就是说，贤德也是立储的一大参考标准。但是，怎么样算是贤德呢，在不同帝王心中，“贤德”肯定也有不同的定义，于是，对于皇子来说，怎样让皇帝（也就是他们的父亲）和一干大臣认为他们贤德，足以担当大任，便成为能够当上太子而后即位的必要条件。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皇帝当然是英明神武，但是在挑选继承人方面实在是有点混乱，他的几个儿子在夺取他欢心的战斗中，各有千秋各出法宝，端得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宫闱纷争尔虞我诈钩心斗角，十分精彩。他们为了能够打败对手，成为皇帝父亲的继承人，前后争斗长达数十年之久。不过，作为最终胜利者的李治，他能够顺利登上皇位的法宝说穿了就是三十六计其一——假痴不癫。又或者，用老百姓的话来形容也许更加形象，那就是——扮猪吃老虎。

唐太宗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其中最有资格问鼎皇位的有四位，按照长幼顺序依次是：长子太子李承乾，三子吴王李恪，四子魏王李泰，九子晋王李治。除了吴王李恪母亲为隋炀帝女杨妃，其余这三位都是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封李承乾做太子，那年他才八岁。

在这四位皇子里面，晋王李治是最没有特点的一个，属于扔在皇子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反之，他的三个哥哥各自有不同的优点，或积极上进，能掌控大局，或素有才名，文采超众，或文武全才，善骑射，让他们的父亲李世民喜欢。因此可以说，李治在争夺皇位这场战役中，并没有占据什么先天优势。

太子李承乾是嫡长子，名分早定，而且他本人也十分有政治才干。李世民不在京城的时候，常让承乾代他处理政务，结果承乾处理得非常好，人称“使裁决庶务，有大体”。吴王李恪虽然不是嫡子，但是他是太宗众多儿子中间最像太宗的人，颇得太宗欢心。魏王李泰呢，则是从小就有文名，而且不知道是真心还是出于为自己争夺太子之位而做出的假意，他仿照他老爸当年的秦王建制，开文学馆，招揽文士，朝野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可造之材，可堪帝位。

有这样三个哥哥在上面光彩夺目，光耀李氏朝堂，李治不免显得无声无息，懦弱无能。然而，可以想见，年少的李治心里会想，没有机会，我就给自己创造机会。

李治其实也不是全然没有优势的——没有长处其实就是他最大的优势，因为他的不突出，每个竞争对手都不把他当作对手，换句话说，他很安全，没人会对付他，甚至，没人防备他。

先是李承乾自乱阵脚。他少年时颇有贤名，然而年纪渐长，却越来越没有太子的样子，《新唐书》说他“好声色漫游”，开始走上了玩物丧志的道路，给了魏王李泰以可乘之机。后来他感觉到李世民对他感到失望，而越来越看重魏王李泰，他竟然铤而走险，先派人伪做李泰府中官员，指控李泰，但被李世民识破，后派人刺杀李泰又以失败告终。至此，李承乾已然完全失却了李世民的欢心，败下阵来。

承乾败北，跟他争夺太子之位的李泰并没有因此就摘撷到胜利的果实，他因为在承乾谋反事件中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推波助澜，阴谋拉拢大臣的行为使得李承乾有危机感，才施展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太宗李世民于是认为不能立李泰为太子，不然将让天下人以为，君主的宝座是可以通过阴谋诡计得来的——这可不是因为李世民认为不能通过阴谋诡异，而是要像他一样用武力解决问题才是正道，虽然李世民登上皇位的手段一直为人所诟病，但是他确实不愧为历史上最英明神武的君主之一，他始终认为做人君应该有比较博大的胸怀，这样才能让社会长治久安，百姓才能有平常日子过。

在李承乾与李恪1V1斗争中，李治扮演了一个鹤蚌相争之后的渔翁角色，他扮演得很成功。李承乾与李恪两败俱伤，李治坐收渔人之利，自己没有丝毫损伤。虽然此时李治在李世民心中的形象并没有什么改观，但是排在他前面的人位置后退，他也就变相向前了。此乃三十六计中的隔岸观火之计，施展此计者需要有一定的耐心，懂得隐忍。

但是，机会只光临有所准备的人，仅仅做一个旁观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懂得挑选出手的时机和方法。李治没有忘记，虽然李承乾和李泰倒下了，但自己的前面还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吴王李恪。

李恪文武双全，而且相貌英俊，太宗估计总是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自然一看到他就心情大好，人大概总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个孩子最像我，他肯定是最好的。李恪与李治相比，唯一的劣势在于，他的母亲不但并非长孙皇后之尊，反而是前朝隋炀帝之女！在封建社会里，后权与皇权是不可分割的，母凭子贵抑或是子凭母贵都是再自然不过的，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而其后钩弋夫人死，就是因为武帝害怕弗陵年幼，钩弋夫人专权，李世民与诸大臣唯恐李恪登基，隋贵族死灰复燃，也是很正常的想法。但李世民到底不是刘彻，他究竟有多在乎自己继承者的母亲是不是前朝遗存，谁也不知道，于是，李治出手了，他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中，他的法宝就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

李世民在立储一事上颇多踌躇，自然免不了要询问信任的大臣。长孙无忌首当其冲，他以李恪母为隋帝女为理由不同意立李恪，而且一力推荐李治，理由是李治仁厚，可当守成之君，而且他若为帝，太宗其他儿子都不会有性命之忧；但其他人做了皇帝就不好说了。李世民权衡之后只得同意，李治于是顺利笑到最后。

至此，李治在长孙无忌的扶植下，顺利登上皇太子之位，后登基大宝，再立武后，除长孙无忌，终于取得完胜。可以说，长孙无忌在李治成为皇太子的道路上是一个至为关键的人物，正是由于他的支持，李世民心中的天平才渐渐倾向了他原本不是很看好的九子李治。

但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支持李治呢？李恪不是长孙皇后所生，也就是说，他并非长孙无忌的外甥，此其一；李承乾自幼被立为太子，是为君，长孙无忌虽然长他一辈，但仍然只是臣子的身份，站在他一边，不过是理所应当，锦上添花，并无拥立之功，此其二；李泰擅长收买人心，很有心计，不太容易被人控制，支持他日后恐无法掌握大权，此其三。所以，李治能够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首先当然是因为李治与长孙无忌的血缘关系，其次是因为长孙无忌认为李治性格懦弱，容易被控制，他自然会在自己的三个外甥中间选择李治作为支持对象。

那么，随即而来的问题就是：李治真的是长孙无忌眼中那样懦弱无能的人吗？“昏庸之主”的评价对他而言是不是名副其实的呢？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单从高宗朝的政绩便可得出这个结论。根据史料记载，高宗李治末年，出现了“隆平日久，户口滋多”的局面。贞观时期，全国不满300万户，而到了高宗永徽三年，即公元652年，已增加到了380万户。而永徽五年，即公元654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在李治统治期间，国家经济发展是一直在进步的，单此一项，李治至少可称守成之君，说李治昏庸，显然是不成立的。

而假如说在经济发展方面，李治仍然有“父规子随”的嫌疑，那么，完成了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几任皇帝未完成的大业，对高丽用兵的成功，荣耀则只能归于李治一身了。

太宗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李世民曾经亲自带领海陆两路大军进攻高丽，但高丽人据城坚守，唐军每夺取一城，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后来在安市城，唐军遭遇了更大的阻力，围攻四个月之久仍无法攻下，天寒粮尽，李世民只好退兵。后来，李世民又两次大举远侵高丽，均无功而返。

到了高宗乾封元年，即公元666年，高丽统治集团发生内乱，其中一支向唐朝请援。高宗李治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大将李勣及薛仁贵为将，统辖大军入侵高丽，攻打下高丽的都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有唐一代版图，以高宗时最大。

我以为，征伐高丽而一举成功，恰恰证明了李治的并非懦弱无能。试想，从一统中原的隋文帝开始，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以及唐太宗李世民，无不对高丽用兵却铩羽而归，李治若是讨伐失败，以他之前以晋王而太子而皇帝的经历，必定会被扣上不自量力的帽子；而他若是拒绝高丽的求援，不对高丽发兵，想必大臣及百姓都可以理解吧，毕竟在他们心中，李治跟李世民的武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假若李治真的像他一贯表现出来的那样胆小谨慎得过分，大概就会做这样的选择了，但李治却毫不迟疑地看准时机发兵，成败姑且不论，单从他的果断来看，李治就不是用懦弱所能形容的。

又有李治与李世民对于长生的态度的不同，也很能说明问题。历来唐太宗李世民都被作为英明神武的正面典型，因此史料中很少提及他的死因。其实，李世民在晚年迷信占卜，又痴迷丹药，最后死于丹药，卒年五十二岁，算得上是英年早逝，不免让后人扼腕叹息。而高宗虽然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但是他能够正确看待生死，一方面他令宰相组织名医修订了《唐本草》行世，另一方面，他并不迷信于长生不老药，他曾经说过：“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从李治对待长生以及医学的态度，又可知他并非诺诺之人，而是有自己的主见。

实际上，李治的性格，从他在李世民临危之时，却与当时还是他父亲才人的武则天私通就可见一斑。关于李治与武媚娘私通时的心理状态，大抵上有两种看法：或者认为李治平日的仁孝都是伪装出来的，到李世民病重他认为自己即将登基为天子，不免放松了警惕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或者认为李治是一贯地懦弱无能，受控于武则天的美色不能自拔，于是做出这种有违人伦的丑事。我们姑且不对这两种看法做出评断，单就事论事而言也可得到一个不可回避的推断，那就是李治此人，是真懦弱也好，是真多情也好，不管出于怎样的目的和思维方式，在父亲病重的时候与父亲的妾私通，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感微弱的体现。也就是说，在李治心里，至少所谓的儒家道德，不过是挂在口头而已，不用去真正施行的，他的所谓仁厚，不过是隐忍不发，或者说，是有一定底线的。武则天与他共同执掌权力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她只是分担他的责任而非对他构成威胁——李治所以会与武则天分享权力，我们后面将会提及，在此不赘述；但是，对于李治来说，当年在争夺皇位时候比他更有优势的三个哥哥，恐怕一直是他的心内隐患吧，虽然不至于让他坐卧不宁，然而如果他们不在，李治是不是会更加放心呢？

《新唐书》中关于高阳公主有这样一句话：“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高阳公主是李世民的第十七个女儿，向来受到父亲和哥哥们的宠爱。但是当她受人蛊惑造反的时候，李治毫不犹豫地将她赐死，而且，驸马房遗爱招供说吴王李恪乃是主谋，李治于是也将自己的哥哥、自己成为皇太子之前最后一个对手吴王李恪赐死。而在此之前，原太子李承乾于公元643年被废为庶人，徙往黔州并死于焉，魏王李泰也被幽闭死于公元652年，至此，李治的皇位终于再无威胁。

在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受到牵连的皇室中人以及一批近臣或被诛杀或被流放，株连甚广。虽然此案处置，多少有长孙无忌黑手牵涉其中，但决策者始终是高宗李治。对待敌人，李治如此手段，让人如何能够相信他果真如李世民所形容的“宽仁孝友”？我们大约可以设想，当李恪死去的消息传来，李治想必长出了一口气，至此，他终于心安了。

历来人们的普遍认知是由于李治的无能，致使武则天坐大。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翦伯赞在他的《中国史纲要》中提出了他的见解，认为《通鉴》中所说的“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并不尽然，我颇赞同。高宗时期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都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决策必须通过宰相，而武则天自从李义府及许敬宗下台后，并没有掌握其他宰相。在用人方面，李治也并非都听从武则天的意见，曾反对武则天为后的裴行俭就曾受到高宗重用。也就是说，至少在660年到674年间，尽管高宗已经目不能视，武则天却并没有能够掌握实际的权力，对李唐王朝的统治来说，是利远远大于弊的。

其后，李治与武则天并称“二圣”，把一些国家大事交由武则天处理，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需要有人协助处理政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武则天对于政务有相当的才能，而且在很多方面，二人的政见有很多相同之处，即武则天“处事皆称旨”是她能够得到高宗信任并委政于她的主要原因，而非李治的自身软弱无主见。而且，高宗在自己身体许可的时候，始终坚持亲自处理政务，即使在公元683年，他临死前的几个月时，还在关注宰相的任职情况。由此可知，武则天虽然在高宗末期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也仍然是处于高宗掌控范围之内的，虽然高宗死后情况即开始失控，高宗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由此即推断高宗的软弱无能，对李治是不公平的。

李治既非懦弱无能之辈，那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始终对他有这样一个错误认识呢？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在诸子夺嫡时代，李治为了让舅舅能够支持自己，站在自己一方，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做出一个懦弱忠厚的伪装，以此来迷惑长孙无忌，也迷惑包括他父亲李世民和三个哥哥在内的与他争取皇权有关的所有人。李治采取的，正是“假痴不癫”之计策，就如《兵法》中所说：“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李治的成功，又一次证实了古老智慧的无穷力量。

有趣的是，故作平庸并不是古人的专利，以退为进的手段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马来西亚某集团的创始人有三个儿子，老大做继承人久了，难免不甘做些小动作，被老爷子发觉，变相赶出集团发配缅甸；老爷子一向喜欢的老三，又因为经营理念不同与父亲产生矛盾，也被赶走；被认为无能的老二安分守己待在父亲身边，老爷子在80岁的时候准备退休，于是安排了一个智囊团，将集团交给老二。老二上台三年，大刀阔斧，一改过去的作风，把该集团在马来西亚的排名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父亲被他安置在别墅，彻底失去了权利。

看来，韬光养晦，不动声色中兵不血刃夺得大权，乃是聪明人的本色啊。